牟宗三在《中国哲学十九讲》中曾这样评论儒家：“开辟价值之源，挺立道德主体，莫过于儒”，此论可谓准确地表达了儒之君子的现实关怀与价值取向。数千年的华夏文明史表明，真儒或曰儒之君子，他们极富道德情感、人文情怀、责任当担与天下意识。

其实，观两千余年君子之追求，即晓君子之理想情怀。君子贵在践行理想，其理想之追求势必化为“外在之生活”，所谓“诚于中，形于外”，即表里如一、知行合一。诚如周敦颐所言，“圣希天，贤希圣，士希贤”，君子以“自强不息”的精神追求圣之境界，塑造完美的道德人格，践行“和而不同”的“中庸之道”。从不同角度考察两千五百多年来的君子理想之追求与实践，可知晓其生活样态之丰富。

“三不朽”：君子的事功追求

(资料图)

——务实、精进、有担当的生活

“三不朽”语出《左传》，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，虽久不废，此之谓不朽。”此命题为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首倡，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虽短短六字，却将君子的追求概括殆尽。以排序言，德性第一，志业第二，文章第三。此论一出，即带有奠基性，后世儒者莫不以此为箴。“立功”与“立言”，自然是君子的追求，它主要表现为事功；不过，君子之事功，非个人名利。宋儒张载所谓的“四为”即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之抱负，可解释为“三不朽”的另类表达，通体是责任与担当。

君子对“三不朽”的理想追求，折射出君子的生活是有责任与担当的，因而是充实的、丰沛的——无疑，这种生活同时也是精进的。因为无论立德还是立功、立言，无论立心、立命还是继绝学、开太平，皆须终其一生脚踏实地追求，即使在极端生活状态之中，亦复如是。譬如晚年的张载，即便处于疾病之中，仍“终日危坐一室，左右简编，俯而读，仰而思，有得则识之。或中夜起坐，取烛以书。其志道精思，未尝须臾息，亦未尝须臾忘也。”可见，有理想、有担当的生活始终是饱满的、有力量的，而非“虚无”乃至堕落的。

“四于”：君子的道德实践

——活泼的德性生活

“不朽”之德的实践途经，在于“四于”。“四于”语出《论语》：“子曰：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。”孔子之言，以短短十二字勾勒出儒者道德理想的实现途径。孔子所志之“道”，在于通过“仁”之教化以实现修齐治平之理想；孔子所求之“德”由父母子女之爱渐推至于天下之爱，是“同心圆”式地爱之扩大；孔子所依之“仁”是推己及人之爱与换位思考之恕的统一；孔子所游之“艺”是有助于民风淳厚的“尽善尽美”之艺，是生活艺术化、礼乐化的人生。“道、德、仁、艺”四字体现了儒者理想的道德生活与终极追求：通过寓教于乐的教化、熏陶，使民众仁心常驻，民风淳厚、社会和谐，其所期盼的大同社会亦不远矣。以此观之，“四于”貌似夫子闲谈，实有精义在焉，既可视为完整的思想体系，亦可视为实现儒者理想的方法途径。

“四于”透射出君子的生活是有目标的生活（“志于道”），是德性的生活。君子的德性并非过滤掉情感后的纯粹理性，实则集理性与情感于一炉。故而，德性之生活并非拘谨、压抑和刻板的，相反，君子的道德生活根植于艺（“游于艺”），在陶冶中完成道德教化，同时也获得活泼的诗意生活。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更是将“良知之流行”引入生活，“天地间活泼泼地，无非此理，便是我良知的流行不息，‘致良知’便是‘必有事’的工夫。此理非惟不可离，实亦不得而离也。无往而非道，无往而非工夫。”王阳明的弟子王艮进一步将良知之德性生活转化为“快乐生活”，其作《乐学歌》云：“人心本自乐，自将私欲缚。私欲一萌时，良知还自觉。一觉便消除，人心依旧乐。乐是乐此学，学是学此乐。”王艮之子王襞继承其父平常、洒脱、自然之宗旨，提出一种德性与生活相互交融的心学理念：“鸟啼花落，山峙穿流，饥食渴饮，夏葛冬裘，至道无余蕴矣。冲拓得开，则天地变化草木蕃，充拓不去，则天地闭贤人隐。”可见，君子生活亦可以是活泼的、生动的。

“五足”：君子追求的圣者气象

——张弛有度的生活

宋儒喜谈“圣者”气象，譬如《朱子近思录》言“仲尼，元气也；颜子，春生也；孟子，并秋杀尽见”，言“周茂叔胸中洒落，如光风霁月”。然而，系统给出宏论者（即“谈论圣人气象者”），莫过于《中庸》之“五足”。《中庸》曰：“惟天下之至圣，为能聪明睿知，足以有临也；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也；发掘刚毅，足以有执也；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；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也。”如果说“四与”（下文将谈及）为大儒所追求的境界，那么“五足”描述的“临、容、执、敬、别”则是圣人所具备的气象，此气象亦大略可用“仁义礼智信”之五德诠释，若言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为君子之质，那么“临、容、执、敬、别”则是君子在践行“五德”过程中养成的圣者气象。

君子希冀的“五足”气象，投射到现实生活中，则是一种张弛有度的生活样态。君子固守严谨之道德，固然表现出刚毅的一面，但并不排斥其同时具备宽容之品格。君子固然聪明睿智，但却不以“想当然”的“盛气凌人”之态度对待万物，相反，他以“齐庄中正”的敬畏感、以明察秋毫之严谨精神去对待人和事。君子处世固然严谨，然其生活是有分际的，以孔子为例，闲居则“申申如也，夭夭如也”，社交则“入太庙，每事问”，处世则“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”。故而，“临、容、执、敬、别”亦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君子张弛有度的生活样态，是有节奏、有分际的生活。

“六谓”：君子追求的美学人格

——美感的生活

“气象”之外化，则构成儒者的美学人格。儒者求德，亦求美；只是儒者之美，美在人格，美在道德。换言之，儒者之美乃是德性之美。言君子之美者，莫若孟子给出的“六谓”。“六谓”语出《孟子·尽心下》：“可欲之谓善，有诸己之谓信，充实之谓美，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，大而化之之谓圣，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。”此论从孟子针对浩生不害之问说起（浩生不害的问题是“乐正子何人也？”），进而触及“何谓善？何谓信？”孟子通过对此问题的解答与发挥，勾勒出儒者的美学人格。“六谓”不但勾画出儒者尽善尽美的君子人格，同时亦昭示中国古典美学之特质：“德之至”即“美之极”，德与美是统一的。

“六谓”作为君子理想的美学人格追求，落实到具体的生活实践中，则为一种美感的生活。无疑，君子的美感生活始终与“美德”密切相关：“君子以成德而行，日可见之行也”，其美德洋溢之处，“由内在之诚散发出的良知之行动”既有教化之功，同时也是快乐之源、美感之源；且此美德不仅使君子所处之地充满祥和与美感，而且君子亦能获得“黄中通理、正位具体，美在其中”之美学体悟。

“四与”：君子追求的至高精神境界

——通达的平淡生活

“四与”语出《周易》之《乾·文言》：“夫大人者，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；先天而天弗违，后天而奉天时。”“大人”即后儒所谓的圣人。在儒家看来，所谓真儒、淳儒的最高境界，莫过于“四与”。

关于对“四与”的理解，统而言之，乃将圣人之德与天地宇宙相关联，凸显了儒家“以德配天”的哲学理念——以德配天的内在根据是古哲将宇宙秩序与道德秩序相统一。分而言之，“与天地合其德”，圣人之德配天地；“与日月合其明”，言君子坦荡荡，无隐曲，无遮蔽。宋人颇推崇“四与”，且有一语道破的本领：张载所言的“天地之塞吾其体，天地之帅吾其性”、程明道所谓的“仁者浑然与物同体”、陆九渊“吾心即是宇宙，宇宙即是吾心”皆从特定角度较好地诠释了“四与”之内涵。

“四与”堪称君子的至高精神追求，因为它属于“大人”的境界，是“通”之境界，是圆融的境界：一如孔子所言“从心所欲，不逾矩”，亦如《中庸》所谓“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愿乎其外。素富贵，行乎富贵；素贫贱，行乎贫贱；素夷狄，行乎夷狄；素患难，行乎患难”之言。君子的理想生活应是“通”的，故圣者可做到《庄子·田子方》所言的“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”，做到孟子所讲的“贫贱不入于胸次”。被孔子盛赞的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居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不改其乐”的颜回，当谓“通”之典范。

君子何以能通达、平淡？概君子所乐者，道也；在古哲看来，精神上的丰沛足以安慰平生，外在之物当然有其价值，然外在之物非我所能掌控，属“求之在外者也”。故谓圣人的境界无非是“绚烂至极复归于平淡”的日常生活，其能在平淡中体验大道之本真——大道本来就是平淡至极的，在日常的饮食间：“饭疏食，饮水，曲肱而枕，乐亦在其中矣。”本真之大道无非“通”与“简”，君子乃至圣人的生活亦无非是“平淡与日常”：唯其通达，所以能平淡，能日常。与众人的不同在于，同样是日常，君子尚能于“平淡、日常”的生活中，体悟“参赞天地之化育”的之真谛，从而赋予日常生活以丰富内涵。

结语

我们谈论儒者的情怀、谈论君子的生活样态，在于了解圣人之道、君子之美，在于体悟真儒之气象与精神之境界，在于践行“圣希天，贤希圣，士希贤”之不断精进修持的精神，亦在于在个体自我完善超越中过一种踏实、祥和的烟火生活。君子成圣之追求是唯一的，然而，君子在践行“成圣”的道路上所展现出来的生活却是多维的；上述所论生活样态固从某一层面涉及，君子全幅生活之场景，当为上述日常生活之统括与集合。

儒学本质上是实践的，是“生活的哲学”，亦是“哲学的生活”。故而，君子之道须与其生活密切结合起来，须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践行，而非仅仅将其作为理论性的知识，笔者不否认儒学理论的价值，但若仅停留于此，显然是不够的。

（作者：郭继民；单位：广州南方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）